僧王欲抗击英法联军 抵御外侮 为何郭嵩焘却劝他先剿匪？

晚清七十年众生相（四十九）：循理而战

1860年，是清王朝建国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在南方，太平天国的叛乱仍在继续，而北方捻军起义还未平定，又遇上英法联军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进犯北京，把年轻的咸丰皇帝吓得逃到热河去了。

用后来李鸿章的话来说，此时的内忧外患，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但此时的人身在局中，不识庐山真面目，能够真正看清楚局势的人，算是屈指可数。

在当时，清政府并不了解英法联军的实力，因此一方面派直隶总督恒福去与洋人议和，一方面又想和英法全面开战，政令自相矛盾，战和摇摆不定，以致文臣武将，一时均无所适从。

大臣们对局势无所适从到什么地步呢？在1859年，当时统领着大清最精锐部队“蒙古铁骑”的铁帽子王僧格林沁，受命在天津大沽口驻防。咸丰皇帝一开始喻示他“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坚决抵抗到底；后来又说“总须以抚局为要”，要给双方留下余地

僧格林沁只能一脸懵逼地表示，咸丰小皇帝你到底想干嘛？

僧格林沁作为清朝的大将，保家卫国是他的天职，因此僧格林沁本人是想和英法联军开战的。但皇帝态度不明确，僧格林沁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找到了咸丰曾经派来天津帮办军务的郭嵩焘，征求他的意见。

郭嵩焘在他的《自序》当中，记下了这段往事。那年僧格林沁回北京过年时，一日，在朝房中询问郭嵩焘：

“东豫捻匪，天津海防，二者办理孰宜？”

郭嵩焘是朝中少数熟悉洋务的大臣，属于主和派，因此回答说：

“捻匪腹心之患，办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海防无功可言，无效可纪，不宜任。”

郭嵩焘意思是，洋人们是来请求通商的，不是来打架的，朝廷答应他们的要求就好了。您僧王还是老老实实地，先把北边的捻军剿灭再说吧。

而僧格林沁一听，你郭嵩焘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洋人都开着军舰打到家门口了，你让我放弃防守，跑去剿匪？僧格林沁大概是觉得郭嵩焘在耍他，因此后来郭嵩焘给僧格林沁写了17封信，劝阻与洋人开战，都被他一一驳回了。

从此之后，僧格林沁一心准备对洋人的作战。然而，由于清军对洋人现代武器的认识不足，还用冷兵器时代的战术思维来拟定作战计划。

在关键决战“八里桥之战”中，僧格林沁指挥数万蒙古骑兵，直冲英法联军的枪炮阵。根据英法方面当时的记录材料，战斗最终的结果是，清兵全军覆没，而英法联军的伤亡只有5人（也有一种说法是12人）。

经历了几场战役后，英法联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入了大清的首都北京，烧杀抢掠，在夺走了无数珍宝之后，一把火烧掉了圆明园，造成了对中华民族而言无可估量的损失。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郭嵩焘当时对僧格林沁的谏言，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后来郭嵩焘对这件事进行了回顾总结，说：

“苟欲击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胜，保无后患，循理而败，亦不至于有悔。为画数策，终不能用。”

郭嵩焘意思是说，如果要开战，首先要“循理”。所谓循理，就是要按照规律办事。而要了解这个规律，就必须要做到知己知彼，如此才能胜无患、败无悔。而僧格林沁根本不懂现代战争和西洋火器，就瞎打一通，结果自然是必败无疑。

不过郭嵩焘的这番话，还是有点甩锅给僧格林沁的意思。虽然理是这么个理，但当时郭嵩焘可不是这么对僧格林沁说的。当时郭嵩焘只说海防无功，根本没提到双方的力量对比，因此他的话对僧格林沁而言毫无说服力。

而郭嵩焘提到自己“为画数策，终不能用”，其实也是跟他性格太过刚直，又有点自傲，不会和人打交道有关。后来郭嵩焘仕途不顺，就与他的这种性格有很大关系。虽然这场战争的失败，郭嵩焘并不负主要责任，但他埋怨僧格林沁不听劝告，就显得有些过于自抬身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