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这一宣传教义的重要手段，对滑稽戏表演却有着深刻启发

佛教这一宣传教义的重要手段，对滑稽戏表演却有着深刻启发

南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十二月八日，村民打细腰鼓，戴胡公头及做金刚力士以逐除。金刚力士，世谓佛家之神

。”其时佛教的神祗已普遍运用与民间的驱傩活动。佩戴胡人面具与扮作金刚力士的村民在驱傩活动中载歌载舞，驱疫除鬼。传入日本的伎乐表演中也有胡人和金刚力士的形象出现。据记载，流传到日本的伎乐曲目有：《狮子舞》、《吴公》、《金刚》、《迦楼罗》、《婆罗门》、《昆仑》、《力士》、《大孤》、《醉胡》、《武德乐》，称为十伎乐。

镰仓时代兴福寺所属的乐人狛近真所著的乐书《教训抄》记载了东大寺伎乐表演的情况，其大致情形，《日本演剧史概论》中有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该书作者认为“伎乐是滑稽的假面舞蹈剧”。保留至今的伎乐表演所用的假面具有中亚人的形貌，《金刚》、《迦楼罗》、《婆罗门》、《力士》等剧目显示出印度文化和佛教特征，可以推测伎乐应发源于印度、中亚一带，随佛教传入中国和日本，而其中“吴女”的假面则为中国江南仕女的形象，显示出佛教艺术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特点。日本有关伎乐的史料说明歌舞戏笑的伎乐表演曾流行于中国南方，虽然中国寺院曾使用伎乐史料湮没无存，但是从日本相关文献可以看出，伎乐传入日本后用于寺院法会，与佛教与寺院密切相关。

在佛教的传播与普及中，印度与西域歌舞戏笑的俳优艺术通过供养音乐的形式进入中国，与中国的民间俗乐相结合，为中国传统的优戏向滑稽戏的戏剧性表演过渡提供了技艺和观念上的支持。

论议是佛教宣教活动所采用的重要手段。自创立伊始，佛教就在不断与其他宗教派别的竞争中以辩论阐明教义，降服对手；在佛教内部各派别的论争以及日常修行之中，论议也是用来明经辨理的重要工具。佛教入华后与本土的道教、儒教多有冲突，论争频繁。为争取统治者和信众的支持，佛教继续运用论议这种传统阐教手段，与道、儒二教展开论辩，宣讲教义，打击对手。南北朝隋唐的寺院和宫廷都会举办辩论活动，由佛、道、儒三教相互诘难，令对手词穷者获胜。三教的论议活动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和喜爱。《周书·武帝纪》载，建德元年“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

唐郭湜《高力士外传》云：“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论议这种围绕某个议题展开辩论的活动，自春秋时代便已出现，秦汉时期有儒生会讲、俳谐嘲答等论议形式。但是，南北朝隋唐时期兴起的儒释道三教论衡式论议，其形式则来自于佛教。王小盾、潘建国撰写的《敦煌论议考》指出：“初唐时候的佛道论衡形式（陆修静是著名道士）及其嘲谑风格，在南朝宋（沈文季与宋升明二年任丹阳尹）的佛教论议中即已成形；而后来沿用至唐代的击论鼓、立论师、设论议擂台，向公众竖义的形式，原是始于佛教论议的。”

早在北齐时期，论议已有谐谑化的倾向，论议者要思维敏捷机变，言辞犀利，在诘问中往往会夹杂嘲谑讥讽，出其不意。登堂升座的大德高僧往往会受到各种诘难，其中滑稽戏谑的问难，往往令听者大悦。《启颜录》载：“高祖（高欢）又尝作内道场，时有一大德法师，先立无一无二、无是无非义。高祖乃令法师升高座讲，还令立其旧义。当时儒生学士，大德名僧，义理百端，无难得者。动筒即请难此僧，必令结舌无语。高祖大悦，即令动筒往难。”石动筒果然不负所望，敏捷机变，滑稽调谑，几个回合下来，令高僧张口结舌。入唐之后，由于佛、道两家争锋逐渐激烈，论议尤多。唐道宣著《集古今佛道论衡》中记录了佛、道辩论的情况，侯白《启颜录》则多记载和尚、道士在辩论中遭到嘲弄的事例。论议体裁对唐宋时期滑稽戏中以三教论衡为题材的剧目和论辩争胜的表演套式产生了很大影响。

自佛教入华起，佛、道、儒三教在不断冲突论争中走向共生和融合。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论议制度为三教提供了阐经释义，互相争鸣的平台，这种在论辩中推广和传播各自教义的特殊方式不但得到了皇家的支持，同时也被普通民众广为接受。三教之争见于唐代小说笔记，文体上明显体现出论议的影响。《太平广记》引唐末柳翔撰《潇湘录》中《王屋薪者》，记载了王屋山中老僧与道士各执一词，争论佛、道二教的优劣，最后为伐薪者呵斥惊走，化作精怪的故事，是唐代一篇传奇志怪小说。

通篇几乎无情节，僧、道往复论争占三分之二，最后出场的伐薪者，指责僧道“二子俱父母所生而不养，处帝王之土而不臣，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不但偷生于人间，复更以他佛道争优劣耶”，其所持观点分明是儒教的代言人，作品由佛、道的论辩转变为三教之争。儒释道之争在唐代是人尽皆知的话题，文学作品中僧、道、薪者的争论是论议活动的再现，僧、道各逞口舌之利，儒者言简意赅，却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三教之论争同样也成为唐宋滑稽戏的题材。《启颜录》中记载了数则对三教的嘲谑讥讽，唐代李可及的滑稽戏《三教论衡》将三教分别调侃一番，到宋代更出现了大量以三教为主题的滑稽戏剧目。

高彦休《唐阙史》记，李可及在延庆节僧道的讲论之后，著儒服登场，正是取三教论衡的形式，如《王屋薪者》中之薪者，最后指责僧、道之过失。不过，李可及扮作儒生，并非辨析义理，为儒家争胜，而是摹仿三教辩论的形式，谐谑调笑而已，本质为俳优的娱乐性滑稽表演。他登场后不但将佛、道嘲弄一番，将儒家也一番戏耍，妙趣横生，令观众解颐。李可及的表演明显借鉴了北齐石动筒在论议中对僧人的嘲弄，论议对滑稽表演的启发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