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书画自成一派，能承上，亦能启下，开创一代文人画风！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闵行区马桥）人，明代书画家。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

董其昌是明朝著名书画家，被誉为“华亭画派”代表人物，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山水画则讲究用墨的技巧，强调写意，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画史绘要》里说：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具足，而处于儒雅之笔，风流蕴籍，为本朝第一。

董其昌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兼有“颜骨赵姿”之美。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

董其昌的书法，吸收古人书法的精华，但不在笔迹上刻意模仿，兼有“颜骨赵姿”之美。董其昌的书法成就也很高，董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董其昌虽处于赵子昂、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董其昌没有留下一部书论专著，但他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张，散见于其大量的题跋中。

董其昌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面貌，一种是水墨或兼用浅绛法，这种面貌的作品比较常见；另一种则是青绿设色，时有出以没骨，比较少见。董其昌特别讲求用墨的技巧，水墨画兼擅泼墨、惜墨的手法，浓淡、干湿自然合拍，着墨不多，却意境深邃，韵味无穷。董其昌作画强调写意，使绮丽多姿的山水显得有些捉襟见肘的色彩。

董其昌精于书画鉴赏，收藏很多名家作品，在书画理论方面论著颇多，其“南北宗”的画论对晚明以后的画坛影响深远。工书法，自谓于率易中得之，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其书画创作讲求追摹古人，但并不泥古不化，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拙中带秀，体现出文人创作中平淡天真的个性。

董其昌一生创作的书画作品不可胜数，临仿古人的绘画和诗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画禅室随笔》中所说的“读万卷书”正是指一个人要想成为艺术家，必须学习传统，学习古人。他17岁开始学习书法时临写颜真卿的《多宝塔》，22岁学习绘画时师法黄公望，以后又遍学诸家，这种以古人为师的做法八十而不辍，伴其终生。他广泛吸取对唐宋元诸家优长，抉精探微，使其书画取得了超越古人的艺术成就。

董其昌强调以古人为师，但反对单纯机械地模拟蹈袭。随着阅历的增加、思想的成熟，他在继承前人技法时不倚傍他人庑下“作重台”，而是有选择地取舍，融入自己的创意。他认为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创意，古人的精神也难以表达，故应以自己独创的形式再现古人的“风神”。凭借自己对古人书画技法得失的深刻体会，他摄取众家之法，按己意运笔挥洒，融合变化，达到了自成家法的化境。

董其昌善画山水，远师董源、巨然和黄公望，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董其昌以佛家禅宗的南北派比附绘画，称“南北宗”。他尚南贬北，抬高文人画的地位，压制和他相抗的“浙派”，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

董其昌虽处于赵子昂、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

董其昌的画，初宗王维和董（源）、巨（然）及大小二米，后对“元四家”发生兴趣，并多有研习，故其画风愈发气韵苍润，意境深邃。他能承上，亦能启下，开一代文人画风。他之后的杨文骢、项圣谟、王时敏、沈士充、赵左，均受他点化，以他为宗。在当时，董其昌的书画盛名已远播海外，“造请无虚日，尺素短笺，流布人间，争购宝之”。

董氏最倾心的除倪云林外，还有黄公望（子久）。他认为倪画虽寂寥小景，却自有烟霭之色，决非一般画家之流俗。董其昌素喜萧疏简淡的艺术格调，他以为这是山水画中的至高境界，而倪云林常以寒松苍柏、平湖远岫入画，恰好契合了他幽淡天真的内心世界，而“元四家”之首的黄公望，同样崇尚正直高洁的君子之风，他视“六君子”（松、柏、楠、樟、榆、槐）为自己精神节操的象征。公望的山水画，既注重对自然景物的观察研究，也提倡对其内在特质的深入把握。他的画风简洁明朗，平淡自然。他富于变化的笔墨和沉着而大气的赋色被后人称为“浅绛山水”。

董其昌没有留下一部书论专著，但他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张，散见于其大量的题跋中， 董其昌有句名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 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这些看法对人们理解和学习古典书法，起了很好的阐释和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