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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祖故事:《西方公据》重编订,避免毁坏经像过(75)

导读:印祖故事:《西方公据》重编订,避免毁坏经像过(75) 大师闭关之后,无法拒绝一切,因为很多书的校订、鉴定和序言要大师来作。《重订西方公据》就是其中一本重要的小册子。 《西方公据》最早是产生于清代...
印祖故事:《西方公据》重编订,避免毁坏经像过(75)

大师闭关之后,无法拒绝一切,因为很多书的校订、鉴定和序言要大师来作。《重订西方公据》就是其中一本重要的小册子。

《西方公据》最早是产生于清代,是指导念佛的一个小册子。按照清代彭际清居士在1792年撰写的《重订西方公据叙》介绍,这本小册子是“吴门诸信士”编辑的,也就是苏州一带的念佛居士们编辑的,时间大约在1752年之前。流通四十余年后,为了重刊新本,有人请彭居士校订。彭居士说“予阅其书。所绘诸图。诱掖之意颇勤。而于古德遗文。信手攈拾。都无伦次。其词句亦间有谬误。不可不正也。于是芟烦补阙。厘为七门。由浅及深。背小向大。庶乎净土之指南矣。”

彭居士订正之后,增加为二卷,题为《重订西方公据》。计分起教大纲、净业正因、净课仪式、西方境观、往生功行、莲宗开示、往生现果等七章。其中之第四西方境观有接引、见佛二图,以助观力,并以九莲华标示九品往生之机类。第五往生功行,亦绘四莲华,以记诵经、忏悔、作福、普度之行业。第六莲宗开示,收善导之专杂二修说、临终正念诀、永明之禅净四料简等十一条法语。第七往生现果分为集验、书证二项,记录作者当时的见闻。

“西方公据”的来历跟苏东坡居士有关,苏东坡曾随身佩带阿弥陀佛画像一轴,并说:“此轼往生公据也”。但是遗憾的是,苏氏临终时,友人提醒他生西公据,他自指胸口说“此处着不得力”,友人进一步劝他着力求生,他却说“着力即差”而终。这是由于平素受执理废事观念的误导,未曾用功,所以临终不得力,乃至临终尚未觉悟,未能投诚归命阿弥陀佛。

《西方公据》的编辑就是为了平时信愿念佛,着实用功以作为往生左券。印光大师在徐肇珩重刻的《西方公据》序言中开示:“昔人欲令同人,各修净业。因辑经咒文说,及诸应验,以为一书,名之为西方公据。公据者,即把柄,与左券之谓也。果能受持阿弥陀经,则知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依正庄严,种种功德。阿弥陀佛,现在说法。光寿无量,誓愿洪深。诸上善人,俱会一处。皆以修此信愿念佛之多善根福德因缘妙行而生。其有不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以期近则登不退地,远则圆成佛道者乎。”

民国十九年(1930年),大师的老朋友真达和尚拟重订《西方公据》,跟大师商量,不大用旧本的原文,重新编辑,凡《印光法师文钞》中三皈五戒十善等都收录进去。又请大师将三转四谛法轮,略释其义,有近二千字。又请大师专门撰写《临终三大要》,也有二千多字。都收入新编的《西方公据》。中秋日,大师撰《重订西方公据》序言,指出原流通本存在的问题和新版《重订西方公据》的内容。原流通本的问题是:“西方公据一书,流传已久。其所採录之言论,繁简不一。有列弥陀经,往生咒于首者,亦有不列者。而其中列三圣像,九品莲台,莲中备圈,令人点以记数,则同。多有九品各莲台,均画一佛像者。此后则择古今切要开示,及显明事迹,以期阅者生决定信愿,得以决定资此以往生耳。其用意抑何深厚而周到也。然以念满,或没后则烧,殊觉有毁坏经像之过。而一本利人好书,终必付之一烧,不徒暴殄天物,又复不能普利。若留以传世,则点得乌黎巴皂,难起人之阅兴

。进退思之,殊难合适。”因此有必要重订。

重订本的内容是“首列经,咒,念佛仪。次列古今显豁浅近各开示,而复注重于临终助念一法,以期不至功将成而被无知眷属破坏也。次列三皈,五戒,十善,四谛,四料简各略释,及佛号百颂,以期初发心者,略知意义。订作一本,以为永远传阅之书。”

如何避免毁坏经书呢?重订本“其九品图记数之法,则另作一本,随附正书,以备行者记数,及将来焚化。”为什么要把《西方公据》正本与九品计数册分开呢?大师给圆拙法师的书信中介绍:“友人欲重订而广印。光谓点完必烧,经佛亦随之而烧。以点得乌黎巴皂,亦不好受持。因商其办法,不刻经像,但列九品莲台,并○以备记数。其订正排印,皆光经理。”

这样重订本《西方公据》,内容更加充实,九品莲台图作为附册单行,避免了毁坏经像之过,更方便念佛人了。

摘自:《印光法师的故事》作者:余池明